一般而言，在不考虑出土文献的前提下，判断整本书的先后：
两本书中某段内容的先后，不一定符合两本书的先后，例如：
I. A 书比 B 书时代早，但是 A 中的某段内容其实是后人根据 B 补的（这又包括 A 本来有这段内容或类似这段的内容，但是后来残缺了，于是后人拿 B 中的段落去补，以及 A 本来根本没有类似内容，但是后人为了使 A 更全等原因，拿 B 中的内容去补）。 II. A 和 B 其实都是抄了更早的 C。 III. A 抄了 C，B 抄了 D。
对于 I. 上述判断整本书时代的方法同样适用
7 比较复杂一点，比如 A 详细, B 简略，这有两种情况：
7.1 B 早 A 晚，A 在 B 的基础上添油加醋 7.2 A 早 B 晚，B 概括了 A 的记载
这个判断就比较复杂，要考虑多种因素，写出来太多了。
举一个例子：
A 简略记载了 X 国 Y 地 M 做了某件丑事。 B 详细记载了 X 国的 M 做丑事的具体经过，对话乃至心理活动，但是没提到 Y 地。
假设 A 概括了 B，那么 B 没有记载 Y，A 从何得知 Y 地呢？ 除非 A 从 C 中得知了，这个属于 II，这里不讨论。如果说 A 添油加醋，何以其他细节都省略，唯独加了 Y 地？除非有其他因素（例如 A 的作者讨厌 Y 地的人，所以有意把这件记载安到 Y 地，或者 B 的作者是 Y 地的人，为家乡讳，省略了 Y 地），我们不倾向 A 概括了 B 。
然后我们考虑 B 添油加醋了 A，然后发现 B 具体描述了经过，能更好的说明 B 中的主张，那么省略 Y 地这一细节的记载很可能就是 B 的作者认为 Y 地这一细节没什么用。
由此我们倾向 B 晚于 A。当然有可能是 B 抄 A 的时候漏掉了 Y 地 两个字，或者是后人传抄 B 的时候漏掉了。但是类似的倾向性证据搜集多了就能说明问题了。
II 的话：
如果 C 还在，且其年代确定，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。
如果 C 在，但年代不确定，那么应用 1-5 于 A、 B、 C
如果 C 已经亡佚，或不确定有 C 存在：
III. 将以上方法类推到 C 和 D 的考察中。
以上是一般的方法。对于先秦两汉的古籍，考察其年代，首先要有“别本单行”的意识：最早是单篇，现在看到的都是后人编的。比如《莊子》和《列子》就都是后人编集的。
余嘉锡《古书通例》云：“古人著书，本无专集，往往随作数篇，即以行世。传其学者各以所得，爲题书名”，“虽其平日因人事之肆应，作爲书疏论说，亦所以发明其学理，语百变而不离其宗，承其学者，聚而编之，又以其所见闻，及后师之所讲习，相与发明其义者，附入其中，以成一家之学。故西汉以前无文集，而诸子即其文集。非其文不美也，以其爲微言大义之所托，言之有物，不徒藻绘其字句而已”，“其书不作于一时，其先后亦都无次第。随时所作，即以行世”。
所以先秦两汉的书，不便笼统地讲时代，需分出：
一、 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，是什么时候定型的？ 二、 这书最早的胚胎，大约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
然后对具体的段落的年代，只能参考一和二，不能直接套用结论，很可能还要再考察。
由于先秦两汉的书成书情况的特征，出土文献还是最简便、最直接的方法。